在交涉过程中，南京国民政府（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）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。虽然蒋介石曾指示避免留下正式签字的文字依据，但最终同意以普通信函形式回复，实质上接受了东倭方要求，使得中国丧失了河北省及平津地区的大部分主权，国民党中央势力和军队被迫撤出华北，为东倭进一步侵略华北、制造“华北自治”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梅津没治郎曾用最残忍的方式残害生灵，却依旧以为大业未完成而不甘心。他以为自己即将赴一场体面的终场检阅吗？难道是上帝与他共同谋议？谋议什么？侵略战争么？
1936年春起，梅津没治郎担任东倭陆军省次官，实际掌控陆军省日常运作（文件须其副署方可呈大臣），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、教育总监杉山元构成当时陆军“三巨头”，亦属于军部核心决策层成员。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，他仍然在任。
在“七七事变”初期，东倭军内部存在“扩大派”和“不扩大派”。
他最初倾向于谨慎，主张避免全面动员，认为从关东军、朝鲜军抽调兵力即可应对，担心内地动员引发国际反应，但非反对战争本身；随后转向支持扩大战争，7月中旬，在陆军省课长会议上明确表态："为解决时局问题，必须举国一致全力以赴"，标志其正式转向全面扩大战争立场；下旬，他得知汤恩伯部进驻南口等中央军北上动向后，主张“断然一击”，反对石原莞尔“撤兵谈判”方案，其主张压倒石原莞尔意见，促成内阁决议派遣三个师团（约21万人）增援华北。后续，他还参与策划平津沦陷及八一三事变扩大，1938年5月起任东倭军第一军司令官，指挥山西作战。
1938年5月起至1939年，他任侵华东倭军第一军司令官，率部侵占山西时实施的暴行，多份资料明确记载其“进行所谓‘治安肃整作战’，残酷‘扫荡’，实行野蛮的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‘三光作战’”。
1938年6月30日，东倭关东军发布第1539号命令，批准设立“平房特别军事区域”，划定禁入区、禁飞区，并立界碑警示，该界碑就是东倭军划定军事区域的实物罪证。
1939年9月7日，梅津没治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。期间，他镇压了东北抗东倭联军，并在东北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，还驱使中国劳工修筑工事，造成大量劳工死亡。期间还签署了创立“731”部队4个支队的秘密命令，并在东北强推伪满“国本奠定诏书”等精神控制措施。
1940年7月15日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发布《国本奠定诏书》，该诏书是在溥仪第二次访东倭，从东倭迎回象征东倭皇室祖先的“天照大神”神器后发布的。诏书明确规定将东倭的“天照大神”奉为伪满洲国的“建国元神”和“国神”，确立了“惟神之道”为伪满洲国的立国根本。这意味着伪满洲国在宗教和精神层面被强行纳入东倭的神道教体系，要求东北民众进行崇拜和祭祀。这是东倭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进行精神奴化和殖民统治的重要举措，想要从思想上切断东北与中国文化的联系，强化“东倭满一体”的殖民逻辑。同时还配套颁布了《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》，以法律手段强制推行这一殖民宗教政策。
而伪满协和会不过是东倭关东军策划成立的政治组织（前身为伪满协和党），名义上是“官民一体”的组织，实则是东倭殖民统治的核心工具和思想控制机构。其名誉总裁由溥仪担任，但实权完全掌握在东倭人手中。协和会通过创办刊物、举办演讲、控制教育等手段，大肆宣扬“五族协和”、“王道乐土”、“东倭满一德一心”等殖民思想，美化东倭的侵略统治。
8月1日，他晋升为陆军大将。
到了12月，梅津没治郎进一步确立了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“二位一体”制，使协和会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基层，配合军事镇压和政治压迫，对东北民众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和人身束缚。
协和会积极配合《国本奠定诏书》的发布，将“尊皇崇神”纳入奴化教育体系，强迫民众参拜神社，试图从根本上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，大量无辜平民被以“反东倭分子”的名义抓捕迫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