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倭天皇颁布投降诏书后，梅津没治郎曾明确表示让他去美国军舰上签字就像让他去死一样，不愿出席投降仪式，后因陆军将领施压才被迫前往，其内心情绪抗拒，却依旧免不了右手除手套、立着欠身执笔签字。
东奇瓯审判最终以多数票通过判决。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、广田弘毅、板垣征四郎、木村兵太郎、松井石根、武藤章共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并于1948年12月23日执行，梅津没治郎与荒木贞夫、桥本欣五郎等共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另有2人被判有期徒刑、2人在审判期间病亡、1人因精神病中止审判。
当时的投票情况存在分歧。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·巴尔主张全员无罪，法国法官亨利·伯纳德对部分死刑持异议。
梅津没治郎罪行极重（如《何梅协定》、镇压东北抗东倭力量、驱使中国劳工修工事并屠杀等），如果如果投票规则或法官构成略有不同，他可能被判处死刑吗？
他曾任关东军司令官，731部队在其辖区内活动并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。有观点认为他签署了建立731部队支队的命令，对细菌战和人体实验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。然而，在东奇瓯审判中，731部队的罪行并未成为主要起诉内容，苏联检察官曾试图追究细菌战罪行，但受到美方阻挠。
美国放不下珍珠港，中国却想要绞死他。美方豁免了他们的战争罪起诉，并阻止了苏联等国获取资料或引渡战犯的要求，于是，与梅津没治郎共创此项罪恶的石井四郎等核心成员，最终逃脱了审判。
宣判时，梅津没治郎因患癌症住院，病情严重，并未当庭出现，由辩护律师代其接受判决。他大概会想笑一下，让嘴角肌肉牵动癌变组织，疼得眼前发黑，然后笑声最终变成一声闷哼，像野兽踩中捕兽夹时发出的那种。但这不妨碍他在审判过程中态度傲慢，坚持顽固立场，拒不认罪，不仅辩称自己是“忠实的军人”，只需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和职责，还声称：“世上没有人能审判我，只有上帝才能对我做出公正的裁决。”
顽固的他，试图以“军人服从命令”为由推脱战争责任。
癌痛让他未服满刑期，可以再来。肿瘤直接浸润盆腔神经、骶骨和周围脏器，引发持续性神经病理性癌痛，普通吗啡剂量很难完全压制。长期反复使用阿片类药物后，部分患者会出现耐受，常规剂量镇痛效果明显下降。合并肠梗阻、局部感染穿孔时，疼痛性质会变成刀割样绞痛，远超常规镇痛覆盖范围。
临终阶段有典型生理表现，剧烈癌痛持续冲击下，患者出现烦躁、身体痉挛、瞳孔逐渐散大。临终时听觉通常是最后消失的感知，意识模糊状态下容易出现幻觉、错觉体验。呼吸、循环逐步衰竭，脏器功能快速丧失，最终临床死亡。
梅津没治郎最后看到的不是天花板，而是一片灰蒙蒙的盐碱地。没有边界，没有日月，只有无尽平坦的荒原，遍地是《何梅协定》的纸页化作的锋利雪花，每一片都带着他当年亲笔签名的墨迹。雪花旋过来，割开他的魂体。剧痛，比癌痛更清醒。
他不期待地狱，可是必须在地狱走一遭。偏偏想象中的地狱并未降临：没有刀山火海，没有阎罗殿，只有一片虚无的盐碱地，灰蒙蒙的天。那件文件的纸页化作无数片锋利雪花，永无止境地切割着他赤裸的魂体。每一刀，都让他重温一次华北主权从指缝间流失的“成就感”。
死后，惩罚本该有尽头。死前与死后的他，都是这么想的。他还想最好没有惩罚，哪怕从轻处理，也不是不能接受吧。
在地狱的惩罚中，那份命令化作无数细小的培养皿，嵌入他的皮肤之下。每一个培养皿里，都盛放着活体解剖的记忆，被剖开的胸腔里跳动的心脏、被摘除的肝脏在托盘上的颜色、被高压试验压爆的脏器喷溅在玻璃上的形状。
这些画面不是观看，而是体感。他是个持刀者，怎能不与受难者有着同样的一种体验呢？他应该要感受手术刀划开自己皮肤的冰凉，感受霍乱杆菌注入自己血管的灼烧，感受冻伤实验中肢体坏死脱落的剧痛。
盐雪切割着，叫他一遍遍经历那些罪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