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家的日子，每一粒米、每一文钱，都是从泥土里面一点点刨出来的。土地出产有限，一年到头的收成，除去上交的部分，余下的粮食、零碎银钱，算得清清楚楚，容不得半点挥霍。可同样是爹娘生养的骨肉，落在林家这一座土屋之中，男女之间，便分出了一重明明白白的厚薄。

这并不是说林守义夫妇生得何等歹毒，存心要苛待女儿。这大山里千千万万的人家，大抵都是这般活法。重男轻女的念头，不是哪一个人凭空生出来的，是世世代代的乡土习俗，一年年熏染出来的固化心思。在他们的认知里面，儿子是守家门、续香火的根苗，将来要撑起这一户门户；女儿终究是别人家的人，养大了便是要嫁出去的。于是家中的钱粮、疼爱、机会，便理所应当向着儿子一边倒。女孩子该做的，便是懂事、忍让、默默付出。

林知穗的弟弟叫林小宝，比她小上三岁。打从落地那一日起，家里的天平，便向着这个男孩沉沉倾斜过去。

寻常吃饭的饭桌，便最能看出这层区别。逢上家里做点稍好的吃食，譬如蒸个鸡蛋，炖一小块腊肉，好东西总是先往弟弟碗里拨。小宝年纪不大，性子被宠得任性，饭菜不合心意，便把筷子一摔，嘴巴一撅，撂下碗筷闹脾气。

“这个我不吃！” 小宝眉头皱得紧紧，伸手便把碗往旁边一推，碗底蹭过木桌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饭菜洒出来一些，落在桌面上。

换做是知穗若是这般耍脾气，少不得要挨一顿呵斥。可到了小宝身上，父母却并不动怒。周桂兰连忙放下自己的碗筷，伸手哄劝。

“好好好，不吃这个，娘给你挑块肥的。” 她一边说，一边把碗里为数不多的腊肉夹进弟弟碗中，低声细语地宽慰，“莫要闹，想吃什么，娘给你弄。”

林守义坐在一旁，也只是淡淡看一眼，顶多随口说一句 “不要胡闹”，并没有半分责罚的意思。仿佛男孩子任性是理所应当的，小孩子耍些小性子，算不得什么过错。

林知穗坐在桌子的边角，安安静静捧着自己那只缺口粗瓷碗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桌上的好菜，很少落到她的碗里。就算偶尔有一点，也是父母顾及，随手拨过来的一星半点。她从小便被教导，女孩子要懂事，不能争抢吃食。就算心里馋，也只能压下去，默默扒拉碗里面掺着野菜的米饭。

若是知穗敢像弟弟这般摔筷子闹脾气，奶奶第一个便要开口训斥：“丫头家家，这般不懂规矩，一点吃食便要撒泼，成什么模样。”

同样是孩童，两种全然两样的对待，日日都在这张饭桌上上演。

读书一事，更是把家里的厚薄分得清清楚楚。

小宝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家里几乎没有半分犹豫。哪怕学费、纸笔书本又是一笔开销，林守义夫妇只是稍稍盘算几日，便痛快应下。

“男孩子总得读书识几个字，将来要出头，要撑门户，不读书哪里行。” 林守义抽着旱烟，说得十分笃定。

为了给小宝置办入学的物件，母亲特意挤出零碎的积蓄，扯了一块新粗布，给弟弟缝一身崭新的衣裳；又买来铅笔、本子，整整齐齐收拾好。小宝嫌书包旧，嚷嚷着想要新的，家里咬咬牙，也便遂了他的心愿。这些花销，在他们看来，是花在根苗身上，再值得不过。

可轮到林知穗要交学费的时候，境况便全然不同。

每一回学堂催缴学费，便是家里最难熬的关口。那一笔并不算多么高昂的银钱，要夫妻二人翻来覆去斟酌许久。夜里吹熄油灯之后，床板上总响起夫妻低声的计较。

“知穗这学费，又该交了。” 周桂兰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为难。

林守义吧嗒抽一口旱烟，闷声道：“我晓得。只是地里收成刚下来，手里紧巴，处处都要用钱。小宝往后还要添置笔墨衣裳，都要留出钱来。一个女孩子，读那么多，到底有多大用处。”

“可丫头书读得实在好。” 周桂兰叹一口气。

“好归好，将来还不是要嫁人。” 林守义的语气里满是现实的考量，“钱花在她身上，便是泼出去的水。小宝不一样，那是咱们家往后的依靠。”

为了凑齐知穗的学费，母亲往往要东挪西凑，或是拿家里的鸡蛋去供销社换钱，又或是变卖一点攒下的零碎物件。每一分钱，都要反复掂量，仿佛花在女儿读书上，便是一桩额外的负担。

知穗的书包，是表姐用旧了送过来的，布面磨得起毛，边角缝了一层又一层补丁。铅笔短得捏不住，便套上一截竹筒接着用。本子也是正反面写满，一点空白都不肯浪费。家里很少主动给她添置读书的物件，一切能将就便将就。

同样是上学，弟弟样样崭新宽裕，自己却处处节俭凑活。这样的对比，一日日落在眼里。

平日里的家务劳作，也分得明明白白。

扫地、挑水、割猪草、喂猪、搓洗衣物、烧火做饭，大大小小的家务，大半都落在知穗身上。放学归家，书包还没有放下，便有活计等着她去做。若是活计做得慢了，还要被长辈念叨几句手脚不勤快。

反观弟弟林小宝，放学回来，便可以满院子疯跑玩耍，爬树捉鸟，和别家小子四处游荡。很少有人叫他分担家务。偶尔叫他去拾一把柴，他闹两声脾气，父母便作罢，舍不得叫男孩子多受累。

“男孩子将来是要干地里重活的，家里零碎杂活，原不该耗他的精神。” 奶奶常常这样说，说得理所当然。在老人的观念里面，男孩子的精力要留着做 “大事”，扫地洗衣这类琐事，天生便是女孩子的本分。

有一回，灶房里面堆了一大堆刚收回来的柴草。母亲吩咐知穗把柴禾收拢整齐，码到屋檐底下。知穗放下书本，便埋头去做。弟弟就在一旁，拿着树枝逗弄院里的小鸡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知穗看了一眼，便开口说道：“小宝，过来搭把手。”

小宝把脑袋一扭，满脸的不情愿：“我不做，这是女孩子干的活。”

周桂兰听见这话，非但没有呵斥弟弟，反倒对知穗说道：“你是姐姐，就让他玩一会。男孩子哪用做这些零碎家务，你多担待些便是。”

知穗便不再言语，只能一个人弯腰，一趟趟搬运柴草。柴火的木刺扎进手掌，刺得微微生疼，她也只能默默忍下。

她心里不是没有委屈。同样是爹娘的骨肉，弟弟可以任性，可以贪玩，可以肆意索要新东西；自己却要时时记得懂事、忍让、付出。好的吃食优先弟弟，银钱开销优先弟弟，就连闲暇玩乐的权利，也偏向弟弟。

可家里上下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。

奶奶常常念叨：“做姐姐的，本就要让着弟弟。将来家里的田地房屋，大半都是小宝的。知穗做姐姐，多付出一些，也是应当。”

这话听得多了，仿佛这便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仿佛女孩子生来，便是要为家中的男孩让步牺牲。

并不是父母本性凶恶。邻里乡间，家家户户大抵都是这般过日子。他们自小也是被这套道理教大的。在他们眼中，儿子承接香火，守住家业；女儿终究是外姓人。不是存心苛待，只是被这流传千百年的乡土习俗牢牢困住，思想已经固化，分辨不出这其中的不公。他们做着这一切，还以为自己是在好好过日子，是为这个家盘算长远。

一日晚饭过后，知穗正就着微弱的天光抄写课文。学堂先生布置的课业，需要本子抄写。旧本子已经写满，她便鼓起勇气，同母亲提出来，想要买一本新的练习本。

“要买新本子？” 周桂兰手上搓着衣裳，眉头微微蹙起，“家里的纸本子不是还剩半本么，反面还可以接着写，何苦又要花钱。”

“反面都已经写满了。” 知穗小声解释。

恰在这时，一旁玩耍的小宝嚷嚷起来：“娘，我要新铅笔！我的铅笔不好写了！”

周桂兰闻言，当即转头看向弟弟，语气柔和：“好好，过两日去供销社，给你买一支新的，再捎一块糖回来。”

同样是读书要用的物件。女儿要一本廉价的本子，便要斟酌开销，劝她将就；儿子随口一句想要新铅笔，便一口应下，还额外许诺糖果。

林知穗立在原地，心口沉沉的，像压了一块湿漉漉的土块。她低下头，不再提买本子的事。

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暮色漫进土屋。弟弟拿着新得来的小玩意儿，在院中跑来跑去，笑声清脆响亮。而她，还要收拾碗筷，打扫灶房，之后再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火，把字挤在旧本子边角的缝隙里面。

她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暗自思索：难道只因为自己生为女孩，便活该事事退让，活该将就凑合？难道自己的读书所求，便永远要排在弟弟的玩乐花销之后？

可环顾整个山坳，放眼周遭一户户人家，大抵都是这般光景。姐姐要让着弟弟，女儿要成全儿子。这样的厚薄之分，弥漫在每一户土坯院落。这不是一家一户的恶，是整片土地代代传下来的顽疾。

这份顽疾，看不见伤痕，听不见打骂，却一点点消磨掉女孩子的机会与期盼。它不似换亲那般惊心动魄，也不似早婚那样来得骤然，却日日渗透在吃饭、花钱、劳作的细碎日常里面，悄无声息，捆住一代又一代山里姑娘。

林知穗望着院中嬉闹的弟弟，又低头看看自己手上因为干粗活磨出的薄茧。心底生出的那点委屈，没有化作怨恨，反倒让她更加清醒。

家里的天平生来便是倾斜的。想要争得属于自己的那一点机会，指望旁人的怜悯，终究是靠不住的。

山风穿过院墙，吹动檐下的干草。土屋之内，这份根深蒂固的轻重厚薄，还在一日日继续上演。少女默默咽下心底的酸涩，把万般感触，悄悄埋藏在心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