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，这事得从民国十四年说起。那年我刚满三十，经同乡举荐，进了重庆城的永昌号做账房先生。
永昌号的门脸就在重庆下半城，离朝天门码头不到二里地。
那时候的重庆是什么光景？
长江、嘉陵江两条大水在城脚下汇合，码头上桅杆如林，船工的号子从江面一直飘到坡坎上头。
从早到晚，挑夫都光着膀子，把桐油桶、生漆篓、山货包一件一件往船上扛，汗珠子砸在青石板上，浸出了一层油亮的包浆。
桐油味混着江水腥气、桐叶清气、各家饭馆的辣油香——那就是民国年间重庆城的味道。
我进号报到那天正赶上开早市。
伙计们天不亮就起来卸门板，一块一块码得整整齐齐；柜台上那把紫砂壶已经沏上了热茶，茶香混着桐油香，闻着就叫人心里踏实。
东家刘永昌，五十来岁，是个精瘦的老头，颧骨高，眼窝深，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灰的竹布长衫，手里总握着一把紫砂壶，壶嘴上结的茶垢比壶盖还厚。
他坐在柜台后头，不像个商号东家，倒像个歇脚的老船工。
号里的伙计私下都说，东家这辈子最讲究一个字：稳。
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生意场上，不怕慢，就怕站。稳扎稳打，细水长流，才是长久之计。”
这话我进号头一天就听到了。
那天号里收进一批桐油，成色好，价钱公道，我按规矩记完账，刘永昌却把我叫过去，指着账本问：“小周，你看这笔账，看出什么名堂没有？”
我说：“东家，利钱三成二，稳当。”
他摇摇头，从抽屉里翻出个旧木匣——匣子不大，边角的黑漆都磨掉了，上头锁着一把小小的黄铜锁。
他没开，只拿指头在匣面上敲了敲：“账不是这么看的。不能光看今天赚了多少，得看十年后还能不能赚。”
说完把木匣收回抽屉，补了一句：“日子长着呢，急什么。”
我当时年轻，只当这是老头子的口头禅。
后来我才晓得，这木匣、这句话，多年后都要应验。
永昌号的买卖不大，只在重庆和万县之间贩运桐油、生漆、山货，一年也就三五百两银子的进项。
可在重庆城里，提起永昌号三个字，山里送油的农户没有不认得的。
为什么？因为刘永昌收油有个规矩：不压价。
诸位不晓得这里头的弯弯绕。那年月收桐油，行里的惯例是“三压”：
新客压一回，说你油成色不足；
年景不好压一回，说今年油多价贱；
年关再压一回，说你等着钱过年，我这是救急。
三压下来，农户一桶油到手的钱，往往只有市价的一半。
我亲眼见过隔壁商号是怎么压价的。
收油的先生拿根铜签往油桶里一插，抽出来闻一闻，眉头一皱，“哈”地一声冷笑，这桶油先就贱了三成。
农户要是敢争辩，他袖子一甩：“不卖？挑回去！”几十里山路，谁又能挑得回去？
刘永昌不干这种勾当。
给农户称油，他的秤杆永远翘高一寸；定价也跟着市面走，一分钱都不压。
有一回我问他：“东家，就这一寸翘秤、一分不压，一年下来要少赚多少？”
他正拨着算盘，头也不抬：“少赚的，都在山里存着呢。”
果然到了秋收，农户们挑着担子翻山越岭，路过别家商号门口脚都不停，径直往永昌号来。哪怕挑不动的，宁可把油桶寄存在山下亲戚家，缓过劲再接着挑，也要送到刘永昌的柜上。
这话的分量，当年秋天又叫人称了一回。
梁山那边有个老农户叫罗大山，挑着两桶油走了三天山路来卖。油本是好油，可路上遇雨，桶口封得不严进了水，油面浮起一层白沫。
这样的油在行话里叫“病油”，榨坊收了要重新熬制，费工又费柴，别家商号要么直接不收，要么把价压到一半以下。
罗大山在好几家商号都碰了壁，天擦黑才走到永昌号门口，人已经乏透了，站在门槛外不敢进来，只探着眼睛往里头瞅。
刘永昌看见了，放下紫砂壶走出来，揭开桶盖闻了闻，又拿指头蘸了点油捻了捻，回头对我说：“小周，记账，按好油的价钱收，另外多算二成。”
我还以为自己听岔了：“东家，这是病油啊。”
“我知道是病油。”刘永昌说，“油进了水，是路上遭的罪，不是他这个人不实在。山里今年雨水多，收成本来就薄，他挑了三天山路，一家老小都等着这钱买米过年。多给二成，是给他留着明年再种桐树的指望。”
罗大山站在门口，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一个劲地作揖。
腊月里，罗大山下山谢年，背了一腿腊肉、两只风干的野鸡，说什么也要刘东家收下。
刘永昌收下腊肉，回给他两坛酒、一丈青布，又留他吃了顿年饭。
席上罗大山喝多了，拉着刘永昌的手说：“刘东家，山里人嘴笨，不会说话。可谁把咱当人，谁把咱当货，咱心里那杆秤，清亮着呢。”
这事当晚就在码头传开了。
人人都说刘永昌仁义，可也人人都说他傻——病油当好油收，还多给二成，这不是开善堂是什么？
号里有个人，当晚就把我拉到后院，压着嗓子问了一句话。
正是这句话，给后来十几年的恩怨，埋下了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