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家商号，叫裕丰行。
民国十五年秋天，川东桐油大丰收。
山里的农户挑着担子、赶着骡子，从梁山、垫江、涪陵一路过来，运油的队伍排得不见头，把一桶桶桐油运到码头，骡铃声从早响到晚，江面上的桐油味浓得化不开。
榨坊日夜开工，油坊的灯火映在江里，一烧就是半条江。
永昌号照例收了满满一仓库桐油，就等着冬季水涨，运往武汉出手。
那一季的生意，本来就是一本万利，稳得不能再稳。
就在这时，裕丰行进了重庆。
东家姓赵，叫赵鹤年，据说是湖北人，武汉、沙市、宜昌都有他的字号，跟省城里的官老爷称兄道弟。
他进重庆那天，前头是八抬大轿，后头跟着十几个穿洋布短打的伙计，抬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大匾，从朝天门一路抬到下半城，鞭炮放了足足一炷香的工夫。
匾上四个字：裕丰行渝记。
赵鹤年站在轿子旁，年近五十，白面长须，身着宝蓝团花绸衫，手里两颗核桃玩得滴溜溜转。
有本地商号老板上前见礼，他也不下轿边的高台阶，只微微颔首。
那双眼睛从台阶上扫下来，把整条街的桐油行都扫过一遍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不是看人，是在点货。
在他眼里，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商号，都是账本上等着被圈掉的数字。
放完鞭炮，裕丰行放出话来：川东桐油，他们全收，价比市价高三成。
据说这话是赵鹤年在酒席上随口说的。
他端着酒杯，轻描淡写，说得就像随口聊一句“今天天气不错”。
可就这么一句话，第二天一早，连下半城的江水都像是被点着了。
更邪门的是，他们收油不看成色。
好油收，病油也收；新油收，陈油也收，只要桶上标着桐油，就照单全收。
做了一辈子油生意的人都明白，收油不看成色，只有一种可能——他要的根本不是油，是把市面上所有的桐油都攥在手里。
诸位，高三成是什么概念？桐油是论担论桶的大宗买卖，一分差价就够一家小商号吃半个月。
三成，那就是拿钱砸人。
码头上的油贩子当天就疯了。
裕丰行的柜台前排起长队，从街头排到街尾，有人半夜就去占位，裹着棉被蹲在台阶上。
收银票的伙计点银票的手都磨出了血泡，银票在柜台上堆成一摞摞小山。
那些精明的小商号连夜把自家囤的油抬去卖了，回来时个个眉开眼笑，逢人就说这是天降的财喜。
消息传到永昌号，孙茂才眼睛一下子亮了。
那天夜里，他连夜去找刘永昌。我正好在号里盘账，隔着门板，把两人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。
孙茂才的声音又急又快：“东家，机会来了！千载难逢！咱们把仓库里的油囤着不卖，等裕丰行把市面上的货收干了，咱们再出手——到时候翻一番都不止！这一票，顶咱们干十年！”
刘永昌没接话，水烟袋咕噜咕噜响了一阵，接着是壶盖磕在桌上的轻响。
我隔着门板，听见他起身踱了两步，又坐下。那袋水烟，他抽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。
“茂才啊，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慢得像在称金子，
“你想想，裕丰行为何要出高价收油？”
“这还用想？他们要做大买卖呗。”
“他们是要垄断。”刘永昌说，
“先把市面上的油全部收走，把价抬上去。小商号本钱薄，扛不住，一家一家就得垮。等垮得只剩他们一家，价格想怎么定就怎么定。到那时候，山里的农户卖油，怕是连现在一半的价钱都拿不到。”
“东家，你管那些做什么？”孙茂才的声音拔高了，
“咱们是商人，赚钱就是了！那些农户有没有油卖，关咱们什么事？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！”
水烟袋又咕噜响了几声。
“茂才，你听我一句。生意场上，有赢家就有输家，这个躲不掉。可你要是把所有对手都打倒了，把所有路都堵死了，最后剩你一个人——这生意还做得下去吗？桐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山里的农户一滴一滴榨出来的。你把他们的路堵死了，明年谁给你供油？”
“明年？”孙茂才笑了，笑得短促，
“东家，你太迂了。生意就是生意，心慈手软成不了大事。明年的事明年再说，先把眼前的钱赚到手。”
他顿了顿，一字一句地说：
“你不卖，我卖——我那一半的油，我自己做主。”
门板后头，静了很久很久。
我在外间听着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诸位，那一夜我还不懂他们争的是什么。
我只知道，从那句话出口的一刻起，有些东西就再也拼不回去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