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久之后，刘永昌说了四个字。我这辈子都记得那四个字的声调，平得没有一丝起伏，像一块石头落进深井。
“随你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孙茂才把属于自己那一半桐油，用十几条船拉到裕丰行的码头，按高价出了手。诸位猜猜，这一票他赚了多少？
茶馆里，吴德贵插嘴：“翻一番？”
“翻一番半。白花花的银子，装了十几口箱子。裕丰行的赵鹤年亲自到码头接他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‘孙老板年纪轻轻有魄力，将来川东桐油这盘棋，必有你一席。’孙茂才站在银子堆中间，春风得意，走路都带着风。”
“那刘永昌呢？”郑三和问。
刘永昌什么也没说。
他把剩下的桐油按原价卖给了万县的老主顾，一分都没多要。
老主顾过意不去，说市价已经涨了，哪能还按原价。
刘永昌说：‘咱们做生意做了十几年，讲的就是一个信字。价是年前定的，就按年前定的来。’”
当时全重庆城都在笑话他。
裕丰行高价收油，他按原价卖，这在旁人眼里不是傻是什么？可诸位猜怎么着——孙茂才卖油的第三天，裕丰行的收油价就跌了。
从原先高三成，跌到高二成，再降到高一成。半个月后就和市价持平，又过了一个月，反而比市价还低半成。
跌价的手法也十分刁钻。
不是明着跌，而是今天说船位满了暂缓收油，明天说洋行挑剔成色要验货，来来回回验下来，价格就一点一点磨下去了。
等众人回过味来，市面上的油已经大半进了裕丰行的仓库，所有人都进退两难。
抢着卖油的贩子，头一批赚得盆满钵满，后一批的油全砸在了自己手里。
有个垫江来的油贩子，借了印子钱囤了四十桶油，本想赶在最高价出手，犹豫了三天，再卖时连本钱都收不回。
腊月里有人在江边看见他，一个人蹲在空油桶中间，一句话不说。
那年冬天，码头上这样的哭声此起彼伏。
这就是赵鹤年的手段——高价是钩子，钩的是人心里的贪念。饵吃完了，钩就收。
而孙茂才那一票，恰恰是头一批，实实在在赚着了。
诸位，这就更要命：一个人头一回赌就赢了大钱，这不是福气，是祸根。
他认定自己看透了生意场，认定刘永昌就是个老糊涂。
那阵子他逢人便讲这一票的得意，讲到激动处，手指头敲着桌子：时机、胆识、眼光，缺一不可。
民国十六年开春，他拿着赚来的银子找到刘永昌，说：“东家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咱们拆伙吧。”
“刘永昌拦了没有？”郑三和问。
“没拦。
诸位可能觉得奇怪，十几年的伙计加合伙人，就这么眼睁睁放走，就不心疼？
后来我问过刘永昌。
他说：“拦得住人，拦不住心。他心已经不在这儿了，留着他的人，是害他，也是害号里。”
拆账那天我在场。他把合伙的账目理得清清楚楚，半分亏都没让孙茂才吃。
孙茂才的算盘打得飞快，一炷香工夫就把这些年的合伙账拆成两份。
刘永昌全程没看算盘，只在旁边抽水烟。
拆完了，他从抽屉里又取出二百两银子推过去：
“你新开张，处处要钱，这个拿着。”
孙茂才愣了一下，还是收了，抱拳道：“东家的恩情，茂才记下了。”
刘永昌说：“恩情不敢当。茂才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走稳当些。”
就这四个字。
孙茂才连头都没回，大步出了门。
我送他出去，看见他在门口那块“永昌号”的旧匾下头停了一步，抬头看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掸掸袍子上的灰，走了。
三个月后，离永昌号不到三百步的地方，挂出一块新招牌，红底金字，格外扎眼——茂昌号。
三百步。
诸位，同一条街，三百步距离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哪是开新号，这是把擂台搭到了人家门口。
开张那天，孙茂才席开三十桌，炮仗从街这头放到街那头，也给永昌号送了烫金的请帖。
刘永昌收下帖子，让我去回礼：一坛涪陵老酒，两块云阳的云片糕，外加一方徽墨。
我问东家：“不亲自去？”
他说：“我去了，他这酒喝不安生。”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，
“他如今最不想看见的，就是我。”
当时我不懂这句话。后来茂昌号的生意做起来，我才品出滋味——一个人发了财，最怕见的不是仇人，是那个知道他发财之前原本是什么样子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