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庆自传·第十八章
陈生十五岁这年，王东家正式提他做了账房。
在安平镇，十五岁的账房，独一份。消息传开，连镇东卖豆腐的刘婆子见了我，都要喊一声“陈先生”。陈生不习惯这称呼，常红着脸说“别这么叫”。我魂里看着，又好笑又感慨。上辈子我二十岁才在清河县站稳脚跟，陈生十五，竟已经有人叫他先生了。可我也清楚，这声“先生”，半是捧，半是试。这世道，站得越早的人，越招风。陈生不能飘。
成了账房，我的活轻了些，不再天天扛包。可陈生自己不肯松，每日照样早起，先去仓房转一圈，看粮包潮不潮、鼠洞多不多，再回柜台对账。赵管事已经彻底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人瘦成一把骨头，话也说不清，可神志偶尔清明。我每回去看他，他都用那只能动的右手抓住我手腕，眼睛直直盯着我，像有话说。我凑近去，他挤出一句：“银……银箱……两把锁。”我点头：“我明白。钥匙您收着，我每日领钱，您看着开。”他这才松开手，喘着躺下。
赵管事没熬过这年秋天。七月初，连着闷了五六天，雨下不来，天跟个蒸笼似的。他在后半夜走了，没声没息。第二天早上孙茂去送饭，出来时脸白得像纸。王东家来安排后事，掏了二两银子，叫我领人去置办。我带着孙茂跑了半日，买了寿衣、棺材，又请了道士看坟地。下葬那天，王东家没来，说是县里有急事。我把赵管事生前那串钥匙放在他枕边，给他整了整衣领，磕了三个头。孙茂蹲在坟头旁，也不说话，只一把一把拔野草。我忽然觉得，这铺子里最像个人的人，没了。往后就只剩我，和几个心思各异的伙计，守着一门渐渐老去的买卖。
赵管事一死，王东家更离不开我。他每回来，都要我陪他从仓房走到柜台，把账本翻给他看。有时他喝多了酒，拍着桌子说：“陈生，你就是我亲侄儿。等叔老了，这铺子归你一半。”我面上笑着，心里却越发冷。这种话，我上辈子听得太多了。东家酒后许愿，十句有九句是屁。我要的不是一半，是整盘棋。王家粮行，不过是我陈生的第一家场子。我得用它的壳，养我自己的根。
这年冬，我做了一件极要紧的事。
我用积攒几年的私钱，加上赵管事临终前偷偷塞给我的二两碎银，托宋三在镇西租了间破柴房。那房子临着去县城的官道，位置不错，就是塌了半边墙，漏风漏雨。我不修，只把地夯实了，搭了个草棚，挂出块木牌，上书“陈记代收杂粮”。宋三问我：“代收杂粮？这能赚几个钱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收粮，是收人心。把四里八乡的散户拢起来。他们几升几斗，卖不上价，我替他们凑成整担，再转给粮行。我赚小头，他们得大头。”宋三说：“这跟当粮贩子有啥两样？”我笑：“粮贩子压价，我抬价。粮贩子吃人，我喂人。等他们都信了陈记，我手里的货，就比谁的都多。”
陈生第一次当了自己的东家。破草棚，半块木牌，外带一个常偷懒的宋三。开业头十天，只来三户，卖了不到一石。宋三有点泄气，我却不急。我让他每日去村口、渡头、集上，见着挑粮的、牵驴的，就递句话：“陈记代收，不压秤，当面结钱。”这话传出去，慢慢有人试。一试，果然不压秤，还比粮行多给半文。半文不多，可对穷户就是半把盐。一个月后，草棚门口排起了队。
我白天仍是王家的账房，傍晚去草棚收粮。两边跑，身子累得慌，可心却越来越实。夜里躺在通铺上，陈生闭着眼，我却在魂里打算盘：草棚每月能收三十来石，转给几家粮行，我抽一分，再扣宋三的工钱，剩的虽不多，但每月都在涨。更紧要的是，我手里有了张看不见的网，四乡的产粮户、行商、脚夫，渐渐都认得“陈记”二字。等这网密到一定程度，王家粮行想进粮，还得看我脸色。
陈生十五，学会了账房，也学会了自立。他没跟谁商量，没跟谁诉苦，只一步步把根从王家铺子里伸出来，扎进镇西的泥地里。这章，我记得比哪一章都细。因为从这时起，陈生不再只是“陈老实的儿子”，也不再只是“王家的账房”。他有了自己的牌号，自己的地界。虽小，可这是他自己的“起于微”。
夜风从破窗灌进来，陈生缩在被子里，手握着那串草棚的钥匙。钥匙铁凉，被他的体温暖得发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