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春，我当真随刘永昌进了一趟山。
我们夜里赶到梁山脚下，宿在罗大山他们油会社的社屋里。
这间社屋就在刘永昌垫钱修的榨坊隔壁，新木料还带着桐油的清香味。
罗大山杀了一只鸡，按山里的规矩，贵客上门，鸡头要对着席上最尊的人。
那晚鸡头正对着刘永昌，十几个社老轮着给他敬酒，刘永昌来者不拒，喝得满脸通红。
那一夜下了开春头一场透雨，雨点打在瓦檐上，沙沙响了整整一宿。
我睡得不踏实，天没亮就醒了，推开门——
满坡的竹笋。
诸位，那景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头一天上山时，那面坡明明还是光秃秃的一片老竹林，不过一夜春雨，竹笋就齐刷刷地蹿了出来，高的已过膝盖，矮的刚破土，笋尖都顶着晶亮的雨珠，空气里全是泥土和新竹的清鲜气息。
我看得呆了。
罗大山披着蓑衣走过来，蹲下身扒开一处土给我看：“周先生你看。”
土底下，黄白的竹鞭横向伸展，一节一节盘成一张网，伸出去好几丈远。
“竹子这东西，”他说，“头三年地上什么也不长，连笋都不冒一根。可地底下，竹鞭一直在扎根延伸。等竹鞭长够了，一场雨下来，满山都是笋。要是因为三年不见笋就把竹鞭刨了，那才是真傻。”
我回头看刘永昌。
他站在坡口，裤脚沾满了泥，正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那一瞬间我全懂了。
榨坊是鞭，公议簿是鞭，油会是鞭。
这三年，老爷子地面上静悄悄的，地底下，鞭已经跑遍了几十里山路。
吃早饭的时候，我把这层意思说给刘永昌听。
他正蹲在灶门口喝红薯粥，听完笑了笑，既没说对，也没说不对，只拿筷子指了指门外那片竹林：
“笋子冒出来了，是竹子的功劳，也是雨水的功劳。我不过是三年前就知道，雨，早晚要下。”
下山路上，我又留意到一桩细节。之前夜里在社屋对账，刘永昌随身带着永昌号的总账。
我翻开来看，除了正页的账面内容，夹页里密密麻麻全是小字：某社今年存底油几桶，某家榨坊几时修好，哪个老主顾家里添了丁、老人几时做寿，某户的孩子开春要进学。
纸边都翻起了毛，墨迹有新有旧，字体有楷有行，一看就是年年添、月月补，这么添补了十几年。
我问：“东家，这些又不是正经账目，记它做什么？”
他接过账本，掸了掸封面：
“银子的账，有挣有亏。这夹页上的账，只存不取。”
我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可记下了，不等于真懂。
真懂，要等到大旱那年。
回来的路上，我又想：同一座山，同一片竹，我年年从山下过，怎么从来没看见过地下的鞭？
后来才明白，看不见，不等于没有。孙茂才看不见，所以他不信。
也是那阵子，他还在大干快上。
从山里回来，我再看孙茂才，眼光就不一样了。
他看见的重庆，是码头、仓单、银价；我刚见过梁山那场春雨，知道这地底下还有另一本账。
可惜这个道理，没法隔着街喊给他听。
他从重庆两家钱庄高息贷了一大笔款——月息二分五，寻常商号听了都摇头，他眼皮都不眨。
小秤劝他：“老板，利钱太重，万一行情有个反复……”
孙茂才把算盘一拨：“反复？行情只会往上走。裕丰行在后头撑着，官府的批文攥在手里，怕什么？”
他又囤了一批生漆山货，把字号挂到万县，还跟汉口一家洋行签了供油的大合约。
合约上违约金写得明明白白，他看都没细看就画了押。
码头上人人羡慕：孙老板的船一只接一只下水，仓库一座接一座建起。
有人私底下算过，茂昌号的流水，已是永昌号的五倍。
五倍。诸位，水涨船高的时候，谁都看不见水底下的石头。
只有刘永昌看得见。
民国十七年初春，武汉那边来电，说裕丰行的生意出了岔子——他们压了一江的桐油本想运上海卖给洋行，不料洋行临时改了合约，压价三成，还拖着款不结。
这消息重庆只有极少数人晓得，是万县老主顾托在电报局的熟人连夜报来的。
那晚刘永昌听完，沉默了很久，水烟抽了一锅又一锅。
烟锅里的火明明灭灭，映着他半张脸。末了他说：“要变天了。”
我忙问：“要不要告诉孙掌柜一声？”
他摇摇头：“他现在听不进去。再说——”
他望着窗外黑沉沉的江面，“他自己埋的雷，比别人告诉他一百遍都记得牢。”
那年秋天，石头露出了水面——川东大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