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七年的旱，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狠的一场旱。
从四月到八月，川东没下过一场透雨。
嘉陵江瘦了，露出大片河床，龟裂的泥块翘起来，像烧裂的瓦片。
江边往年淹在水里的十几级石阶全露了出来，挑水的人要往下多走两里地。
山上的桐树成片枯死，叶子黄了、卷了、掉了，只剩光秃秃的枝丫举在毒日头底下。
田里的裂缝宽得能伸进一个拳头，耕牛跪在地头，怎么抽都不肯起来。
山里老人说，这是六十年来头一回。
城里日子也不好过。米价翻着跟头涨，粥厂前排起长队，队尾的人捧着碗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头人的后脑勺。
码头上一半趸船闲着，船工蹲在河床上抽旱烟，一根烟抽完，把烟锅在船底上磕得梆梆响，谁也不知道这日子几时是个头。
更要命的是水。江瘦了，大船行不得，往年跑武汉的大船全搁了浅，桐油就算收得到，也运不出去。
桐油减产大半。
先是抢收，再是囤货。
各商号的收购价一天三跳，早晨还是一块二，晌午就涨到一块五，到晚上就敢喊出两块的价钱。
有点门路的都把油藏在山里窖着，说什么也不肯出手。到后来，市面上干脆见不着油，油比银子还顶用。
诸位不做这行生意，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
桐树是山里人的命根，三年成林，五年挂果，一棵大树旱死了，新补种下去，要等到儿孙辈才能收果。
这场大旱，旱掉的不只是一季油，更是山里人好几年的指望。
说白了，从重庆到万县一路上百家商号、几十家榨坊、上千户农户，全断了活路。
市面上油少价高，各家商号红了眼抢货，往年这时候码头油桶堆积如山，今年就算拿着银子，也收不到一桶像样的桐油。
罗大山也遭了灾，他家两片桐林死了七成。
换作往年，他挑着油下山；今年他空着扁担下山——不是来卖油，是给刘永昌报信。
六十多岁的老人，走了三天旱路，嘴唇裂得全是血口子，进门第一句话就是：
“刘东家，山里撑不住了。公议簿上议定的灾年互济，该动用了。”
刘永昌连夜翻查簿册。
那一晚永昌号的灯亮到五更，各社的社老接二连三赶来，都揣着各家的存底数目。
按章程，永昌号要从仓里匀出一部分存底油，平价换粮分给山里断炊的农户；各社结存的老油集中起来，优先供永昌号履行合约。
一笔一笔，都记在那本翻得起毛边的簿子上，哪一社出了几桶，哪一户领了几斗，清清楚楚。
诸位，重庆满城收不到油的时候，永昌号的仓里还有存底。
三年前那顿被人笑话的饭、那本“对他没好处”的簿子、那些“自己给自己上套”的油会，到这一年救了半座山的农户，也救了永昌号自己。
而茂昌号那边——他的货源全靠油贩子倒手供给，油贩子自己都断了顿，哪还有油给他？
小秤那段时间天天往乡下跑，揣着现银，磨破了两双鞋，收回来的油还不够装半个舱。
有一回他在梁山地界转了五天，回来整个人黑了一圈，进门就蹲在门槛上，半天憋出一句话：“老板，山里人说了，油有，不卖给咱们。”
头一个撑不住的，就是茂昌号。
原因无他，摊子铺得太大了。
收来囤积的生漆、山货眼看就要烂在库里。
生漆收进时进价就高，过了伏天就会起皮变质；签下的供货合约，官府的、洋行的全是白纸黑字，交不出货就要赔巨额违约金，汉口洋行那张合约的违约金，他当初画押时没细看，如今每一个字都在咬他；钱庄贷的款，月息二分五，利钱一天一滚，越滚越重。
银根吃紧，四面漏风。
可诸位要知道，这些还只是皮外伤。孙茂才咬咬牙，卖存货、盘铺面，未必就没有活路。
真正要命的那一刀，八月中旬，从武汉扎了过来——
那天傍晚，永昌号刚结清一笔万县的账，刘永昌正坐在柜上喝茶。
电报局的差人把电文送来，刘永昌展开一看，眉头瞬间拧成疙瘩，半天没言语，末了只说了一句：“到底还是来了。”
我凑过去一看，电文上只有五个字——裕丰行，倒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