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出租屋的地板上摊着三个纸箱。纸箱是从楼下超市要来的，边角还印着某种饮料的品牌字样，其中一个的底部用胶带缠了两道，防止东西掉出去。林月蹲在最大的那个纸箱旁边，把衣柜里最后几件衣服叠好往里放。她不赶时间，叠得比平时慢，每叠好一件就平平整整地压在箱底。
林玄龄坐在另一个纸箱上面。那个纸箱比她手边这个大一号，横过来放的，顶部被压得微微下陷。他坐在箱子的边角上，两条腿垂下来悬在离地板大约两寸的位置。光线是昏黄的，头顶那盏灯管已经用了很久，末端的颜色发暗，照出来的光带着一层旧相片的质感。他没有看林月，他正看着窗户的方向。
“我二十七岁进户部那年，”他开口了，“比你现在还大一岁。”
林月的手停了一下。她把手里那件叠了一半的毛衣放在膝盖上，抬头看他。“户部？”
“嗯。”林玄龄的视线没有从窗户那边收回来，“第一天去报到，被上官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说我递上去的文书字写得比狗爬还难看，账目格式不对，连页码都标错了。他当着同僚的面把那份文书扔回来，纸落了一地。”他伸出一只手比划了一下，“我蹲在地上捡了一刻钟。整个大堂的人都在看着我。”
林月没有动。她把那件毛衣拿起来，重新叠了一遍，叠完放在身侧的纸箱盖上。“然后呢？”
“回家抄了三个月的账本，把《户部格例》从头到尾抄了两遍。三个月之后再递文书的时候，那个上官看了一眼，没挑出毛病来，还了我一句‘还行’。就两个字。”他侧过头来看了林月一眼，“但那两个字我记了一辈子。”
林月把手里的衣服放下了。她从纸箱旁边的地板上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在他对面的另一个纸箱上坐下来。那个纸箱矮一些，她坐上去的时候纸箱的盖子微微陷下去了一点，她调整了一下坐姿，面朝着他。
“您也会被骂？”
“你以为我一上来就是侍郎？”他白了她一眼，但那个白眼没有攻击性，带着一种她熟悉的、懒洋洋的嫌弃，“我在户部抄了五年文书才坐到大堂里。”
“五年？”
“五年。”他把垂着的两条腿收回来换了个姿势，盘腿坐在纸箱上面，“头一年抄文书，第二年核对地方奏报，第三年跑了几趟外省查账，第四年才开始接触漕运的账目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现在一个月干的事，比我当年一年干得还多。”
林月靠着身后的墙壁。墙壁是凉的，隔着衬衫的布料把那种凉意一点点送到她的后背。她没有换位置。
“贞观十三年，”他说，“我被派出去查粮仓。”
“去哪？”
“河北道。当时那边报上来的存粮数字和实际征粮对不上，上面怀疑地方官做了手脚。我骑了十五天的马才到地方，到了之后翻了他们的账册，发现里面的数字被人改过。”他用手指在自己膝盖上划了一条线，“改得很细，细到如果不是一笔一笔对着原始凭证查，根本发现不了。”
“您查出来了？”
“我在那边待了四十天。把三年的账本全翻了一遍，一本一本重新对的。每天天亮开始，天黑收工，中间只有吃饭的时候站起来走一走。走的时候瘦了十斤。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那双手在昏黄的灯光下已经近乎完全透明了，但他翻手的动作和以前一样流畅，“回家的时候我娘已经不在了。”
客厅安静了几秒。林月没有说话，但她把叠好的衣服从膝盖上拿开放在手边，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。
“我接到信的时候还在查账。”他说话的时候语气还是平的，像在讲一件已经放了很多年的事，“信在路上走了十天才到我手里。等我赶到家，坟都修好了。”
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心。“我这辈子算得清全天下的账，算不清家里人什么时候会走。”
林月开口了。她的声音比她预想的轻，比她自己以为的更稳：“您后悔过吗？”
“后悔什么？”
“后悔接了那趟差事。”
林玄龄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转了一下头看了看窗外——窗户是朝北的，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客厅灯光。
“接差事的时候不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”他说，“知道了可能还是会接。但知道了，我会提前写封信。”
他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很淡，嘴角的弧度只维持了一瞬就平了。“你比你爹强。你爹从来不问我这些。”
“我爹怎么了？”林月往他的方向倾了倾身体。
他摆了摆手。“你爹好得很。就是嘴笨。该说的不说，不该说的乱说。”他看了林月一眼，“你像你妈，话多。话多也好，至少不用别人猜。”
林月被逗笑了。那声笑很短，在安静的客厅里轻轻滚了一下，像一颗小石头碰了一下地板就停住了。她靠在墙壁上重新把身体的重量卸了下来，额头微微仰着，看着天花板上那根发暗的灯管。
“这屋的窗户朝北，”林玄龄没有看她，但声音朝她的方向递了过来，“冬天肯定冷。”
“我在这个屋里住了一年了。”林月说，“冬天确实冷。”
“你新买的那个房子朝南吧？”
“朝南。”
“朝南好。冬天有太阳。”他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，“你那个阳台也能晒到太阳。”
天边开始泛白了。窗帘的边缘先透进来一层极淡的灰色，然后灰色慢慢变浅，从浅灰变成淡蓝，从淡蓝的边缘渗进了一点暖色。那道光很慢，慢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看着，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变化。客厅里的灯还亮着，但窗外的光已经比灯管亮了一点了。林玄龄的声音比刚才又轻了一些，轻到如果不侧耳去听，可能会和风声混在一起。
“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”他说，“是活了六十三岁，没学会好好跟家里人说话。”
他转头看着林月。“我骂你烧纸钱太少的时候，其实想说的是——‘还有人记得我，挺好的。’”
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斜照进来，正好落在他坐着的那个纸箱边缘。他的轮廓在光里淡得像水痕，从头到脚都是透的，那些已经几乎看不见的手指边缘在日光里变得更浅了，浅到要盯着看才能确认那里确实有东西存在。但他看着她笑了一下。眉毛微微弯下来，眼角的纹路往上牵了一下，嘴角的弧度是完整的。一个全然的、完整的笑，没有收着。
“挺好的。”他又重复了一遍。
林月也笑了。她把膝盖上那叠衣服拿起来放进手边的纸箱里，纸箱底部发出一声轻软的响动。窗外天还在亮，光正一寸一寸地移进来，照亮了地板上的纸箱、墙角的旧沙发、茶几上那只铜香炉。那道光移动得很慢，像有人在用笔蘸了极淡的墨，一笔一笔地补全整幅画的底色。
纸箱上的轮廓还在笑，只是越来越浅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