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家酒馆藏在城隍庙后头的巷子里，店面又小又暗，拢共就四张桌子。
我那天去会一位老朋友，朋友失约没来，我正打算走，孙茂才掀开门帘进来了。
诸位，要不是他先开口叫我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
一个多月不见，他整个人瘦脱了一圈。
原先合身的绸衫空荡荡挂在身上，头发乱糟糟地支棱着，眼窝深陷，下巴上胡子拉碴，像荒了的地。
他一进门就要了一壶酒，也不要下酒菜，一杯接一杯地往肚里灌。
酒馆掌柜认识他，躲在柜台后头不敢过来，只让小二送酒。
小二把酒壶搁下时，手都是抖的。
从前孙老板往这儿一坐，掌柜都要亲自过来斟酒；如今连照面都不敢打。
世态炎凉这四个字，从来不在书上，就落在这一只酒壶、一双发抖的手上。
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。
他抬眼看我，扯了扯嘴角，算是笑了一笑：“周哥。”
“孙掌柜。”
“还叫掌柜做什么。”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“招牌都让人封了。”
那壶酒是店里最便宜的烧刀子。
我清楚得很，他从前非三十年陈的花雕不沾唇。
如今他端起粗陶碗，仰脖就灌，喝得又急又狠，像是跟酒有仇，又像是跟自己有仇。
我想开口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安慰的话在这种时候全都是空话。
你跟他说“留得青山在”，他心里想的是青山都烧没了。
我只好安安静静陪他坐着。
沉默了好半天，他忽然抬头，红着眼睛问我：“周哥，你说我错了吗？”
我没接话。
他又灌下一杯，酒洒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淌，也不擦：
“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把生意做大。起早贪黑，跑码头，应酬官府，盯行情，哪一样错了？商场如战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这话错了吗？”
酒杯重重一顿，“可为什么？为什么到头来，倒下的是我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孙掌柜，我给你讲个事。”
他抬眼看我。
“从前有两个人，在一座园子里种花。”我说得很慢，
“一个拼命浇水施肥修剪枝叶，把别的花都挤到一边，连根都铲掉，好让所有肥水全归他那一朵。
到了秋天，他的花开得果然硕大，大得都压弯了枝条。可满园子里就孤零零剩这一朵，风一吹就谢了，整座园子也就空了。
另一个呢，东边撒一把种子，西边栽几株苗，还给邻家园子修了一段引水沟。
到了秋天，他的园子里五颜六色，这茬谢了那茬又开，一年到头都是热热闹闹的。遇上刮风下雨，这片倒了，还有那一片撑着。”
孙茂才听着，慢慢把手里的酒杯放了下来。
“你玩的是一个“有限”的局。”
我说，“目标是赢，是当第一。这个局有个毛病：等你赢了之后，局就散了。
你把所有人都打败，最后只剩你一个人站在空地上，举着一面旗，没人鼓掌——观众早被你赶跑了。
你看你这两年，价越抬越高，路越走越窄。
客户是从别处挖来的，挖得来自然也能被别人挖走；靠山是靠钱买来的，买来的山，说塌就塌。
所以裕丰行一倒，你身边一个人都剩不下。”
他的手指在酒杯杯沿上摩挲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“刘东家玩的是另一种局。他不想当赢家，只想让这个局一直往下走。”
我没有多讲别的。那晚我没跟他说什么大道理，只问了他一句：“孙掌柜，你见过春天梁山那面坡没有？”
他摇了摇头。
“一夜雨，满坡都是新笋。”我说，“它们的竹鞭，在地底下蔓延了三年。”
孙茂才怔怔地看着桌面。
酒馆的灯捻小了，我们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一动，一动。灶间传来掌柜的刷锅声，一下，一下，刮得人心里发空。
半晌，他忽然苦笑，那笑比哭还难看：
“可是周哥，我爬到今日这一步，容易么？早年在涪陵杂货铺站柜台，站到两条腿浮肿，天天赔不完的笑脸。我发过誓，这辈子再不看人脸色吃饭。我错就错在——想当人上人？”
“想当人上人没错。”我说，
“错在把人上人的路，修在了别人的坟头上。路修在坟头上，地基自然是空的。”
他不说话了，给自己倒了最后一杯酒，端起来，没喝，盯着酒面看了半天，
问：“周哥，你说，刘永昌那种玩法，能玩一辈子吗？”
“能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他玩的那个局，没有终点。”
“没有终点……”他咀嚼着这几个字，
“那玩着有什么劲？永远到不了头，永远赢不成——”
“对。永远赢不成，所以永远有得玩。”我说，
“孙掌柜，你想想，你赢裕丰行收油那一票，快活了几日？三日，五日？第五日之后，你又急着赶下一票。你的快活是一口一口的，吃完就没了。他的快活是一口井，舀不完。”
孙茂才把最后一杯酒慢慢喝了。
喝完，把酒杯倒扣在桌上，站起来时袍子挂在了椅子上，差点把椅子带倒。
他扶住桌角站稳，冲我拱了拱手：“周哥，今晚这番话，我记一辈子。”
我看他要走，问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他在门帘前站住。巷子里的风掀起门帘一角，露出外头一线湿漉漉的夜色。
“明天，”他说，“我去见刘永昌。”
诸位，你们想想——一个摔过茶碗骂过“良心值几个钱”的人，一个三年没进过永昌号大门的人，他说他要去见刘永昌。
我当时就在想：明天这一场见面，要么是天底下最难堪的见面，要么，是天底下最值钱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