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
北京首都国际机场,T3航站楼。
梁山队包的波音787飞机从悉尼起飞,经过十一个小时的航行,在凌晨五点二十分降落在跑道上。轮胎触地时发出一阵低沉的摩擦声,机身微微震颤,像一头长途奔袭后的巨兽终于收住了脚步。机舱里,宋江被这阵震颤惊醒,他睁开眼,舷窗外还是一片灰蓝色的黎明,跑道上湿漉漉的,像是刚下过一场小雨。
广播里响起机长平静的声音:“各位旅客,我们的航班已经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地面温度,摄氏27度。”
没有人动。队员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,有人还闭着眼,有人盯着前排座椅后背的小屏幕发呆。花荣的平头在机舱顶灯下泛着青白色的光,他正用绷带一圈圈缠着自己的右手腕——从悉尼上飞机开始,这已经是第四遍。武松靠在舷窗上,长发被一根布条箍着,额前的碎发遮住了半只眼睛,那只露出来的眼睛望着窗外,瞳孔里映着跑道边渐次亮起的灯光。
“到了。”戴宗低声说了一句,像是在确认一件难以置信的事。
舷梯车靠上来,舱门打开。一股温暖的空气涌进机舱,带着北方夏天特有的干燥,和悉尼的湿冷完全不同。队员们站起身,从行李架上取下背包。李逵的背包最大,鼓鼓囊囊的,拉链没拉严,露出里面一面被叠得发皱的红旗。
他们排队走下舷梯。
然后他们看见了。
跑道上,两辆消防车对峙而立,中间架起一道巨大的水门。水柱在晨曦中扬起,被跑道边的灯光染成淡金色,像一座被瞬间搭建起来的拱桥。水门礼——这是民航界最高的迎接礼仪,通常只用来迎接首航航班或者载誉归来的专机。水柱落下来,在跑道上汇成一片闪亮的水光。
水门后面,站着一排人。最前面是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,身材微胖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领带是暗红色的,在晨风里纹丝不动。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身前,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他的身后,是足协的一众官员,还有几个穿黑色制眼、胸前挂着证件的工作人员。
“那是洪泰伟。”吴用低声说,他的目光从水门后面扫过去,“足协主席。”
“他手里拿的是什么?”燕青问。
“国旗。”花荣说,“还有一束花。”
洪泰伟确实抱着一束花,很大的一捧,红玫瑰和百合,用金色的包装纸裹着,在凌晨的冷风里显得有些突兀。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国旗,国旗的一角露在外面,红色在灰蓝色的天光里格外刺眼。
队员们走过水门。水雾落在他们头上、肩上,像一场温柔的雨。李逵仰起头,让水洒在脸上,咧嘴笑了笑,露出两排白亮的牙齿。
洪泰伟迎了上来。他的步伐很快,但上半身保持得极稳,像是受过专门的礼仪训练。他走到施奈安面前,伸出右手:“施教练,辛苦了。”
“大家辛苦,”施奈安看着他,握了握手,又拥抱了一下。
洪泰伟的手又伸向罗冠中。罗冠中把右手从裤兜里抽出来,握住了他的手,“是呀,这么多年,我们都辛苦了。”
“队员同志们,”洪泰伟转向队员们,脸上堆起笑容,“你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,我代表中国足协,代表全国球迷,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!”他把那束花举起来,递给离他最近的宋江。
“车已经准备好了,”洪泰伟说,“警车开道,直达工人体育场。十万球迷在等你们。”
车队从机场高速进城。天刚亮不久,街灯还没有熄灭,机场外的球迷已等得人山人海,打着全国各地的横幅和梁山队员的头像,从人行道到后面的商铺,挤得满满当当。
警用摩托在最前面,十二辆,排成两列,警灯无声地旋转。然后是三辆黑色奥迪,坐着足协和体总的官员。中间是一辆大巴,车身被连夜喷上了金色的标语——“世界杯冠军中国队”,字迹还有些湿,在晨风里散发着油漆的气味。大巴后面又是几辆奥迪,再后面是媒体的采访车,长焦镜头从车窗里伸出来,像一排黑色的炮管。
宋江坐在大巴前排,望着窗外。机场高速两旁的灯柱向后退去,像一排被推倒的骨牌。天渐渐亮了,灰蓝色的天空变成浅灰,又变成白色。车窗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他用手指抹开一块,看见外面的高楼大厦——那些玻璃幕墙的写字楼在晨曦中反射着冷光,像一面面巨大的镜子。
“他们在拍我们。”戴宗坐在他后面,低声说。
宋江回头。一辆媒体的面包车并上来,车窗摇下,一个摄影师正举着长焦镜头对着他们。闪光灯亮了一下,又一下,在清晨的天光里显得格外刺眼。
“让他们拍吧。”宋江说,“以后这种事少不了。”
车队下了高速,进入三环。街道两旁开始有人聚集。起初只是三三两两,站在路边,朝车队挥手。然后人越来越多,到了东直门附近,街道两旁已经站满了人。有人举着红旗,有人举着标语,有人站在自行车道上,有人爬上了路边的隔离墩。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站在人群最前面,手里举着一块纸板,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大字:“泥地万岁”。
大巴放慢了速度。警车在前方开路,但人群太密了,车队不得不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缓缓前行。人们拍打着车窗,有人把脸贴在玻璃上,嘴里喊着什么,但隔着玻璃听不清。花荣坐在窗边,他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老汉站在人群里,手里捏着一张报纸,报纸上印着花荣在决赛点球扳平比分时的照片。老汉指着报纸,对旁边的人说着什么,嘴唇翕动,表情激动。
“那个人真像我爹。”花荣突然说。
大伙吃了一惊,都把脸贴近玻璃,想看得清楚一些,但车队已经驶过那个路口,老汉的身影被人群吞没了。
工人体育场到了。
北门外,已经聚集了几万球迷。红色的海洋从体育场门口一直漫延到工体北路上,锣鼓声从很远的地方就传了过来,像一层不肯褪去的潮汐。车队在体育场西侧的VIP通道停下,队员们下车,被工作人员引导着从通道进入场内。
通道里铺着红地毯,两旁站着穿旗袍的礼仪小姐,手里捧着花环。李逵走过时,一个礼仪小姐把花环递给他,他接过来,看了看,随手挂在了脖子上,花环太大,垂到了他的膝盖上。他走了两步,觉得碍事,又摘下来,拎在手里。
“这边请。”一个工作人员说,“领导在休息室等你们。”
休息室里冷气开得很足,空气里飘着一股新装修的味道——墙是刚刷的,白得刺眼,墙角还放着几盆绿萝,叶子上的水珠显然是刚喷上去的。
体总副局长坐在沙发正中间。他姓周,六十岁上下,头发花白,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。他的面前摆着一杯茶,茶叶在杯底沉成一层墨绿色的毯子,没有动过。他的左右两侧坐着几位体总和足协的官员,洪泰伟坐在他的右手边,身体微微前倾,像随时准备接话。
队员们进来,在房间里站成一排。沙发不够坐,工作人员又搬来了几把椅子,但没有人去坐。
周副局长站起来。他的动作很慢,但很有分寸,每一步都像是量过的。他走到队员们面前,从宋江开始,一个一个握手。他的手掌干燥而温暖,握手的力度不大不小,三秒钟,然后松开。
“你们打得好,”周副局长说,声音不高,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,“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。体总党组已经研究决定,授予你们‘体育系统先进集体’称号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去:“施奈安教练,罗冠中指导,每人记一等功一次。你们的贡献,组织上不会忘记。后续的人事安排,体总和足协党组会做专题研究。”
施奈安站在门边,双手抱在胸前,没有说话。罗冠中把羽绒马甲的拉链往上拉了一截,像是觉得空调开得太足。
“另外,”周副局长的目光落在花荣脸上,停留了一瞬,“花荣同志,你的那个点球,很关键。体总准备树你为典型,配合明年的全运会宣传工作。你准备一下,最近可能要参加一些采访活动。”
花荣抬起头,看了周副局长一眼,又低下头,看着自己缠着绷带的手腕。绷带边缘已经磨起了毛边,像一团被揉乱的棉线。
“这个胜利的意义,体总党组是充分肯定的。”周副局长接着说,语速不快,每个字都落得很稳,“你们在条件艰苦的地方,用十年时间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球员特点的训练方法,这个经验很宝贵。体总正在考虑,怎么把这套经验推广到全国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从施奈安身上移开,转向罗冠中:“当然,推广不是照搬。梁山的地形、气候、人员构成,都有它的特殊性,别的地方想复制也没那么容易。所以,体总的意思,是先帮你们把基地的条件改善一下——设施、设备、医疗保障,这些方面可以做一些标准化改造。至于训练方式和足球理念,还是你们自己说了算。”
“这是组织上的初步想法,不是文件,没有硬性要求。”周副局长补充道,“具体怎么落实,等你们休整一段时间之后,足协会跟你们对接,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。”
“还有就是,你们的经验,体总打算作为典型案例,纳入下一步的青训教材编写工作。”
施奈安站在那里,没有说话,也没有点头。罗冠中手里捏着一支笔,来回转了一圈。
“周局长,”罗冠中开口了,语气很平,“梁山那套东西,不在纸上。”
周副局长看着他,没有打断。
“它不在教材里,也不在教案里。它在泥地里。你把它写到纸上,它就变成别的东西了。”罗冠中说,“您刚才说,推广不是照搬。那我不反对。但如果有人想把梁山的东西写进教材——我不保证他们能写出正确的版本。”
周副局长沉默了几秒,像是在等罗冠中说完,然后开口:“推广的方式可以再讨论。你们的意见,体总会认真听取。”
他转回身子,对房间里的所有人说了一句:“好了,时间差不多了,外面的球迷在等你们。去吧,好好享受这个时刻。”
工人体育场的草皮是新的,绿得发亮,像一块被精心修剪过的天鹅绒。看台上有十万人,红色的方阵占据了北看台和东看台,像两片被点燃的麦田。锣鼓声从四面八方涌来,在体育场上空交汇,形成一种持续的轰鸣。
队员们站在场地中央,被安排成两排。前排是主力队员,后排是替补和工作人员。洪泰伟站在队伍旁边,手里拿着话筒,正在念一份稿子。他的声音通过体育场巨大的音响系统传出来,带着一点电流的杂音:“……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,在体总党组的正确领导下,在足协的精心组织下,梁山队发扬了不畏强手、敢于拼搏的精神,为祖国赢得了荣誉……”
花荣站在前排,他的目光越过洪泰伟的肩膀,望向北看台。那里有一面巨大的横幅,上面写着“剑客不死”四个字,字迹潦草,墨汁淋漓,像是用毛笔仓促写就的。横幅下面,有人正在挥舞一面红旗,红旗上有一个破洞,像是被火星烧过。
“……下面,请体总副局长周同志,为队员们颁发冠军纪念奖章!”
周副局长走上前,从托盘里拿起一枚枚金色的奖章,挂在队员们的脖子上。奖章很沉,链条是红色的丝带。轮到宋江时,周副局长把奖章挂在他脖子上,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,低声说了一句:“好好干,前途无量。”
宋江低头看着那枚奖章。奖章正面刻着一座奖杯,背面刻着“20XX年世界杯冠军纪念”几个字,字体是标准的宋体,排得整整齐齐。他想起悉尼那个凌晨,他们从球场上下来,没有奖章,没有丝带,只有互相搭着的肩膀和湿漉漉的球衣。
颁奖结束,队员们被允许自由活动。人群从看台涌下来,被保安拦住,只能在跑道边缘挥手。有人把纸飞机扔进场内,白色的纸飞机在空气中滑翔,落在草皮上。一个穿红色球衣的男孩翻过栏杆,跑向花荣,被保安按住了。男孩手里举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,大声喊着:“花荣哥哥,签个名!”
花荣走过去。保安松开男孩,但手还搭在他的肩膀上。花荣接过本子和笔,在纸页上签了自己的名字,“花荣”两个字写得很大,笔画歪歪扭扭,像小学生写的。
“你多大了?”花荣问。
“十二岁。”男孩说,“我在足校学球,学了三年了。”
“足校?哪个足校?”
“北京的,国安足校。”男孩的眼睛亮晶晶的,“我想学你的倒踩七星,教练说那是野路子,不让我学。他说要先练基本功,练传控。”
花荣把笔还给他,没有说话。他直起身,望向看台,那里的人山人海像一片红色的海洋,但他看不见尽头。
2
庆功宴设在工体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, Ballroom 被包下了整整一层。水晶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,像一片被凝固的瀑布。长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,摆着冷盘、红酒和鲜花。
宴会开始,洪泰伟站起来,敲了敲酒杯。水晶杯发出清脆的声响,大厅里渐渐安静下来。
“各位,”洪泰伟说,他的脸因为喜悦而微微发红,领带下松了一颗扣子,“今天,我们在这里庆祝梁山队的伟大胜利。但胜利不是终点,是起点。足协已经制定了‘梁山计划’——以梁山队为班底,打造一支能在未来十年统治亚洲、走向世界的新一届国家队!”
他举起酒杯,目光扫过全场:“为此,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,更多的投入,更多的——”他看了施奈安一眼,“更多的协商和合作。”
后一句话被掌声淹没了,洪泰伟也不讲了,直接开始喝酒。施奈安就坐在他旁边,先端起了酒杯,把心里想过多少遍的那句话说了出来:“这个世界冠军奖杯,要是没有洪主席全力支持,我施奈安本事再大也拿不回来。这可不是场面上的套话,今天这第一杯酒我先敬你。”
“那都是我应该做的——”洪泰伟推辞说。
“要是应该做的都能做了,”施奈安认真地说,“中国足球早冲出亚洲了,世界杯也不至于今天才拿到。”
“那是因为他们没遇到一个足球先生带国家队。”洪泰伟也看着施奈安。
“你们两个是缺一不可。”罗冠中也端起了酒杯,“来吧,为我们大伙的合作成功一起干一杯!”桌上教练组成员,足协青训部刘主任、竞赛部李主任都站了起来,把酒杯碰在一起。
队员们被安排在宴会中间,周围是体总、足协的官员,还有几家赞助商的老板。宋江和花荣那一桌的座位名牌上写着“副队长宋江”,旁边是“足协张秘书”,再旁边是“XX集团董事长 王总”。
王总五十多岁,秃顶,穿一件藏青色的唐装,手里盘着两颗核桃,核桃在掌心里发出咔啦咔啦的声响。他坐在花荣旁边,身体微微前倾:“花荣啊,我看过你的比赛,那个点球,漂亮!我的公司想请你做代言人,一年这个数——”他伸出五根手指,“五百万,税后。合同我已经让法务拟好了,你签个字就行。”
花荣正在用叉子戳盘子里的一块牛排,牛排是三分熟的,切开后血水流出来,在白色的瓷盘里洇成一片淡红色。他抬起头,看了王总一眼:“我们梁山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——吃饭不说事,以免弄糟了一桌好饭菜。你这个事就说到这吧,我看了你们的产品和信誉再作决定。”
王总有些讪然,手里的核桃转了良久,说:“牛排很生吧,你们以后到欧洲踢球可要习惯常吃。”
花荣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这位王总说的不是假话,这几天围着他们转的足球经济人就没断过,决赛后施奈安也不再限制队员与他们接触。宴会现场也有,一桌一桌地找梁山队员敬酒,不知他们怎么进来的。
媒体上,各国对这届世界杯的评论也陆续出来了,各有各的说法,除了德国和法国的报道比较客观,其他没有人认可梁山队的夺冠是自己的原创,有自己的独特打法和足球理念。
巴西《环球体育》评论:“当巴西足球在‘欧化’的迷雾中迷失方向时,一个在巴西街头学会‘Ginga’的‘归乡人’,带领一支中国球队用最纯粹的方式赢得了世界杯。这是对巴西足球传统的肯定。”
意大利《米兰体育报》评论:“梁山队的胜利,本质上是‘欧洲纪律’对‘南美天赋’的成功改造。施奈安本人,就是他那一代巴西球员被欧洲体系‘文明化’的结果。梁山队的‘弹簧打法’,是意大利防守反击理念在当代足球最高水平的完美实践。它为我们这几年技术创新的低迷阶段,开辟了一条值得深思的新思路。”
日本《读卖新闻》社论:“梁山队的成功并非中国足球的胜利,而是一个‘巴西人’的个人胜利。中国足球真正的考验,才刚刚开始。”
连国内某些网站也说:“施奈安对巴西足球的改造比巴西人还成功,洋为中用,我们走对了路。”
庆祝活动余暇,罗冠中把这些消息打印下来,拿到施奈安面前,说:“你看看吧,我们用脚赢下了世界杯,却赢不过人家的嘴。”
施奈安大多也看过了,把稿件推到一边:“嘴长在他们身上,我们总不能强制人家接受运动战和剑客打法。你搞足球哲学的,比我更明白,一种足球文化成长起来,比拿几个冠军要慢得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