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离文书没来。

　　我在后院垄沟边等了半个时辰，日头从东墙爬到头顶，随从才小跑过来，脸上汗津津的。

　　“少夫人，”他喘着，“将军被圣上召进宫了，说是有北境军报。文书……要不再等等？”

　　我拿袖子擦锄头把。新翻的地已经撒了麦种，我用脚踩实了一遍，又用耙子搂了面土盖上。三亩多地，我一个人干了两天两夜。手上血泡磨破了，缠了块布条接着干。今早又在那块三角地栽了茄秧。

　　“不等了，”我说，“他回来你告诉他，地我翻完了，秧我栽了，苗出来浇三遍水。别让野鸡刨了。”

　　随从张了张嘴：“少夫人，您要走？”

　　“他说的和离。”

　　“可将军没留文书……”

　　我从垄沟边站起来，腿有点麻，扶了下锄头把。“没留是他的事。我嫁进来三天，洞房没入，茶没敬，也没见着婆婆。这个家不认我，我不赖。”

　　随从急得搓手：“您再等等，将军晌午准回来。”

　　我没等。我回屋把嫁妆包袱收拾了，三把锄头两把镰，麦种撒了剩个空袋子。包袱往肩上一甩，从后门走的。

　　后门通着一条窄巷子，巷子尽头是城墙根。我在城墙根底下站了一会儿，想着往哪儿去。嫁出去的闺女没有回娘家的道理，爹收了冀家三十两聘银，那银子我姐带走的还是爹留着的，我不问，也不想回去。

　　正想着，身后忽然有人喊：“哎——那谁！”

　　我回头。一个穿青布短打的汉子从巷子口探出头来，手里拎着条鱼，鳞片上还沾着水草。“你是冀家新来的那个？”

　　“不是新来的。”我说，“正要走。”

　　“走啥走！”他把鱼往地上一丢，几步跑过来，“你那地咋弄的？我昨儿夜里路过，看见那垄沟笔直笔直的，跟拿尺子量过似的。我家的地就在隔壁，年年涝，种啥啥不收。你教教我咋起垄？”

　　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
　　他以为我不愿意，搓着手又补了句：“不白教。我家有把好锄头，铁打的，比你这把轻。”

　　我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磨秃了的镰刀。笑了。

　　“行。”

　　那天下午我教他挖了排水沟。隔壁那块地比我翻的那片低，雨季积水排不出去，根泡烂了。我让他顺着地势挖了三条斜沟，直通城墙根的暗渠。他老婆端了碗面来，我吃了。面里卧了荷包蛋，蛋心是溏的。

　　到日头偏西的时候，周围又围过来两家。一个老太太问我茄秧在哪买的，我告诉她是从家里带来的，给她留了两棵。一个年轻人问我能不能帮他看看他家菜园，虫子把叶子啃得全是窟窿。

　　“明天吧，”我说，“今天天晚了。”

　　我本来准备去城外找个破庙凑合一宿。结果那汉子——他说他姓赵，叫赵大杠——非让我住他家柴房。柴房是窄了点，但干净，铺了干草，还有扇小窗。

　　夜里我躺在干草上，透过窗看见冀家后院的墙。墙那头，我翻的那片地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青色，麦种已经顶出细芽了。

　　第三天。我正给赵大杠家地里插豆角架，忽然听见巷子口一阵马蹄声。抬头，冀疆骑在马上，玄色衣裳换成了银甲，盔缨被风吹得往后飘。

　　他勒住马，居高临下看着我。赵大杠吓得往后退了两步，手里豆角架掉在地上。

　　“阙艾。”他叫我名字，声音还是那样平。

　　我把豆角架插进土里，拍了拍手上的泥。“文书带来了？”

　　他没回答，翻身下马。银甲嚓嚓响，走到我跟前，低头看着我的脸。他比我高出一个头还多，影子罩下来，挡了日头。

　　“地里的苗，”他说，“谁在管？”

　　“我走之前浇了三遍水，”我说，“今早赵大嫂替我浇了一遍。”

　　他沉默了一下。“跟我回去。”

　　我抬头看他。“将军说笑了。和离文书，我等着签。”

　　他嘴角动了一下，不明显，那道鼻梁上的细疤随着他的表情微微变了形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卷纸，递过来。

　　我接了。展开，上面有官印，有他的名字，和离二字写得端端正正。旁边空着一栏，等我按手印。

　　我从袖子里掏印泥，还没打开，他又开口了。

　　“北境军报是假的。”他说。

　　我停住。

　　“圣上召我，是问京兆府新城区规划的事。城西要扩建，原来的图纸不行，水渠引不过来。”他看着我，“后院那三亩地，你起的垄，排水沟的角度，我让工部的人看了。他们说这个法子可以用在城西。”

　　我把印泥盒盖上了。

　　“所以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所以我改主意了。”他说，“和离文书你留着，但暂时别按手印。”

　　赵大杠在旁边憋了半天，这会儿终于憋不住了：“将军，您这是……不让走？”

　　冀疆没理他，目光落在我手上——缠着布条的手指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。“后院那三亩，”他说，“茄秧活了。你要不要回去看看？”

　　日头落在他银甲上，晃得我眯了一下眼。远处城墙根底下，几个孩子追着一只芦花鸡跑过去，笑声一路滚进巷子。

　　我把和离文书叠起来，塞回他手里。

　　“茄秧是我栽的，回不回去我说了算。”

　　他看了我很久。最后他把文书收进怀里，翻身上马。马打了个响鼻，蹄子刨了两下地。

　　“明天，”他勒着缰绳，“工部的人来，你见不见？”

　　我没说见，也没说不见。他等了等，一抖缰绳，马驮着他往巷子口走去，银甲在暮色里一亮一亮的。

　　赵大杠凑过来：“你真不去？”

　　我弯腰捡起地上的豆角架。“去。我的地，凭什么不去。”

　　3

　　工部的人来了三个。为首的是个留山羊胡的老头，自称姓崔，是京兆府营缮司的。另外两个年轻人拿着图纸和尺子，站在冀家后院门口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谁也没先进来。

　　我在茄秧地里拔草。三天没来，草又冒了头。茄秧倒是精神，叶子支棱着，花开了一两朵淡紫色的小花。

　　“这垄，”崔老头蹲在地上，用手指戳了戳垄沟的坡度，“你按什么算的？”

　　“下雨的时候水往低处流，”我说，“地不是平的，东高西低。东头起垄高两寸，西头低半寸，水自己就顺着沟走了。”

　　“那这几条横沟呢？”

　　“防汛。雨太大的时候，垄沟满了，横沟分水，不至于把苗冲了。”

　　崔老头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转头对两个年轻人说：“记下来。”然后他看着我，“城西那片地比这边大十倍不止，地势更复杂。你可有想法？”

　　我从茄秧地里走出来，蹲在墙根底下，用树枝在泥地上画。城西我知道，小时候跟我爹去那边卖过菜，全是坡地，高的高低的低。

　　“修梯田，”我说，“分三阶。高处的坡种旱作物，中间种菜，最低处挖塘养鱼。塘边砌石堤，汛期蓄水，旱季灌溉。”

　　崔老头弯腰看着泥地上的图，山羊胡快扫到地面了。他看了很久，忽然直起腰：“你跟我去见府尹。”

　　“现在？”

　　“现在。”

　　冀疆从月洞门那边过来，还穿着那身银甲，看样子刚从宫里回来。他看见崔老头拉着我往外走，步子顿了一下。

　　“崔大人，”他说，“人你带走了，什么时候还？”

　　崔老头捋着胡子笑：“将军急什么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

　　冀疆没笑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我手上还沾着泥，衣裳是赵大嫂借我的青布褂子，袖口卷到胳膊肘，露出一截晒成小麦色的手腕。

　　他喉结动了动，没说什么，侧身让开路。

　　我跟崔老头往外走，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低声说了一句：“酉时之前回来。”

　　我没回头。“不一定。”

　　“晚饭，”他说，“厨房做了鱼。”

　　我脚步慢了半拍。三天前赵大杠拎的那条鱼，鳞片上沾着水草。他看见了。

　　崔老头催我快点走，我加快步子，没回头，但那条鱼的味道忽然变得具体了，像是闻得到姜丝和葱段被热油激开的香气。

　　京兆府衙离冀家隔着四条街。我一路走一路看，街两边的铺子，水井，倒夜香的马车，城门口的告示栏。崔老头以为我在认路，其实我在数排水口。

　　一共七个。五个堵了，一个盖板碎了，只剩下城门口那个还在用。怪不得城西一下雨就淹。

　　府尹姓孟，四十来岁，面相和善，案上堆的卷宗比人还高。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喝茶，看见我就笑了：“崔大人说的就是这位？”

　　“孟大人，”崔老头把我往前推了半步，“她在城西修梯田的法子，比工部原先的设计省一半工。”

　　孟府尹放下茶盏，上上下下打量我。我没有回避，迎着他的目光站着。

　　“你叫什么？”他问。

　　“阙艾。”

　　“可有户籍？”

　　“有。京兆城外三十里，阙家村人。”

　　他翻了翻案上的卷宗，忽然停住。“阙家村……去年水灾，你们村是不是迁了？”

　　“迁了，”我说，“朝廷给了一块新地，在城北。但我爹没去，他舍不得老宅。”

　　孟府尹的手指在卷宗上敲了两下。他看了崔老头一眼，崔老头微微点头。然后他转向我：“城西规划的事，若由你主持，你要什么？”

　　“要人，”我说，“十五个劳力，管饭就行。要木头和石头，砌堤用。还要一口锅。”

　　“锅？”

　　“工地上得吃饭。”

　　孟府尹愣了一下，随即大笑。他笑得案上的卷宗都跟着颤，茶盏里的水荡出一圈圈涟漪。

　　“崔大人，”他笑声没停，“给她。她要什么给什么。”

　　从府衙出来的时候，日头已经偏西了。崔老头要送我，我说不用，自己走回去。

　　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，路过一个水井，停下来看了看，盖板碎了一角，里头黑黢黢的，看不见水。旁边有个老太太在洗菜，蹲在那儿，腰佝偻着。

　　“大娘，”我问，“这井多久没清过了？”

　　老太太抬头，皱巴巴的脸上一双眼睛倒是亮。“清了干啥？清了也没人喝，城西的地都涝成啥样了，水是浑的。”

　　我没再问，继续往前走。

　　回到冀家后门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赵大杠蹲在巷子口啃馒头，看见我来了赶紧站起来：“你可回来了！将军让人来问了三趟了。”

　　“问什么？”

　　“问……问你吃没吃鱼。”

　　我推门进去。后院月洞门下面点了一盏灯笼，光晕昏黄黄的。冀疆背对着我站在地边上，银甲换了常服，玄色衣裳，腰间没系带子，随随便便敞着。

　　他听见脚步声，转过身。

　　“回来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嗯。”

　　“饭在厨房，鱼给你留着。”

　　我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。灯笼光只能照亮他半边脸，鼻梁上那道疤在阴影里淡了，眉眼显得比平时柔和。

　　“明天开始，”我说，“我去城西上工。”

　　他没接话，沉默了一下。“你今晚睡哪儿？”

　　“还是柴房。”

　　“柴房冷。”

　　“有干草。”

　　他又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把钥匙，递过来。

　　“东厢房，”他说，“收拾出来了。”

　　我看着他手里的钥匙。铜的，磨得挺亮，上面栓了根红绳，绳头系了个结。

　　我没接。

　　“和离文书呢？”我问。

　　他攥着钥匙的手指紧了一下。“在我这儿。”

　　“你不是要退吗？”

　　他没回答，把钥匙放在旁边的石墩上，转身往正堂走。走了两步，又停住。

　　“那三亩地，”他背对着我说，“苗长得挺好。”

　　我站在原地，看着石墩上的钥匙。灯笼光晃了一下，风从墙头吹过来，茄秧的叶子沙沙响。

　　我拿了钥匙。

　　鱼在厨房灶台上，用碗扣着。碗底还温的，揭开，糖醋的，葱丝姜丝码得整齐。

　　我站在灶台边吃了一整条。骨头吐在碗盖上，一条一条，干干净净。